文/张智全
　　背景：2016年，公安部在食品药品打假“利剑”行动中，共破获食品犯罪案件1.2万起、药品犯罪案件8500起，公安部挂牌督办的350余起案件全部告破，及时铲除了一批制假售假的黑工厂、黑作坊、黑窝点、黑市场，有效摧毁了一批制假售假的犯罪网络。公安部表示，将进一步加大刑事打击力度，积极会同有关部门推动食品造假行为直接入刑，完善打击食品药品犯罪司法解释，有力发挥刑法的震慑作用。(3月21日《人民日报》)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食品药品事关公众生命健康安全，是不折不扣的民生问题。近年来，我国食品药品安全事故频繁发生，对公众健康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公众对食品药品的造假恶行深恶痛绝，要求严惩食品药品造假行为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在这种形势下，将危害民生福祉的食品药品造假行为直接入刑，以严刑峻法筑牢食品药品安全的大堤，无疑契合了民意的期待。
　　关于依法打击食品药品造假行为，我国目前已有较为完善的法律，但无论是2011年颁布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还是2015年4月修订的被誉为“史上最严”新食品安全法，以及“两高”出台的相关司法解释，都没有将源头造假行为纳入刑法直接惩治的范畴。这种情况下，食品药品造假的始作俑者很容易成为漏网之鱼，加之司法本身具有的滞后属性，刑法难以及时有效地对始作俑者形成有效的高压威慑态势。也正因如此，食药领域的造假行为才有了“割韭菜”般的恶性循环。故此，推动食品药品造假行为入刑，提高始作俑者的违法犯罪成本，势在必行。
　　不可否认，尽管严刑峻法并非惩治食品药品造假行为的唯一良方，但严刑峻法能在最大程度上遏制食品药品造假行为，这是基本共识。正如“沉疴需猛药，乱世用重典”的道理一样。当前，我国食药领域的造假行为已成为严重危害公众健康的毒瘤，刑法有必要对这种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迈出更大步伐，取消起刑点将其直接入刑，显然更具有现实针对性。
　　现行刑法对在食品药品中掺杂掺假行为的起刑点，规定为销售金额5万元。这种规定，过分强调考虑造假行为的销售金额，忽视了始作俑者的明显主观恶性和犯罪故意，以及其行为所产生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导致司法实际上对这种行为的惩处唯销售金额来定罪量刑，不但难以体现罪刑相适应的刑罚原则，而且也往往容易成为始作俑者逃避刑罚惩罚的借口。故此，只有摒弃唯销售金额定罪量刑的做法，将食品药品的造假行为直接入刑，才能真正让参与食品药品造假的始作俑者付出高昂代价，从而充分发挥刑法的震慑作用，进而倒逼其在刑法的高压威慑面前不敢越雷池半步。
　　民有所呼，政必有应。归根结底，食品药品安全事关公众的切身利益，是最重要的民生问题，对危害无穷的食品药品造假行为取消起刑点而将其直接入刑，无论怎么严厉，都不为过。公安部表示将积极会同有关部门推动食品药品造假行为直接入刑，体现了依法严惩食品药品造假的决心，契合了更多值得期盼的民意。
　　(本文刊载于《人民法治》2017年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