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符向军
　　背景：昨日下午，各代表团审议民法总则草案建议表决稿。建议表决稿显示，见义勇为“好人法”条款再度修改，不再区分是否构成“重大过失”，只要是见义勇为一律不担责。至此，“好人法”条款已经历三度修改。(3月15日《北京晨报》)
　　立法是利益博弈的过程，需要平衡各方合法权益。为回应社会关切，立足于保护见义勇为善举的社会公益和社会共同价值取向，民法总则草案专门列入见义勇为“好人法”条款，围绕救助者、受助者的利益关系和法益保护，最终定为“见义勇为一律不担责”，体现了人大代表、社会各界对“好人法”的强烈关注和重视，对见义勇为善举的极力推崇和保护。
　　可以想见，随着全新“好人法”的修改出台，将有效卸下“扶不扶”的社会纠结心态，让见义勇为者服下“定心丸”，解除其后顾之忧，有助于更好弘扬社会正气，具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
　　但在立法上全力助推见义勇为、解除见义勇为后顾之忧的同时，也要基于法益衡平的法治原则，充分考虑和保护好受助者的合法权益。须知，见义勇为的目的是为了救助、保护陷于危难急困之中的受助者，如果因为不适当的见义勇为行为，造成了受助者的“二次伤害”，带来不必要或本不该发生的严重后果，但所有不利后果却因为“见义勇为一律不担责”而全部由受助者或其家属“买单”承受，那对受助者或其家属来说无疑是伤口撒盐、雪上加霜，并不公平，见义勇为的善举也失去本来意义，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强调见义勇为，也要“见义智为”，如果是具有过错的“见义乱为”“见义盲为”，甚至“借义胡为”，并没有“一律免责”的法理基础，有违民法上“过错归责”等的一般侵权责任原则。
　　因而，见义勇为必须有一种救济保障机制，为见义勇为“加害”的意外结果兜底，同时补上见义勇为一律免责的法律短板。为此，应配合这次民法总则“好人法”条款的修改出炉，及时制定完善细则，出台可操作的配套规定。
　　比如，可以援用见义勇为救助基金或新设立紧急救助社会基金，建立见义勇为行为适当与否的评鉴机制。如果见义勇为导致被救助者“二次伤害”，则就其民事损害赔偿救济责任予以制度兜底。具体可结合救助行为是否适当、基本适当、不适当，来分析见义勇为“加害”的主客观原因和责任归属。救助行为适当，没有“加害”结果的，见义勇为当然免责;救助行为基本适当或不适当，造成一定伤害、严重伤害的，见义勇为免责之余，由紧急救助社会基金或见义勇为基金对被救助人予以适当补偿。但如果见义勇为不当造成危害，不是出于过失或“严重过失”，而是属于故意伤害等的，则涉嫌以见义勇为之名行违法犯罪之实，应依法追究民事赔偿法律责任乃至刑事责任，而不能由相关救助基金为其“背书”，更不能让“见义勇为一律不担责”的“好人法”背黑锅。
　　(本文刊载于《人民法治》2017年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