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一篇叫《我是范雨素》的文章刷爆了朋友圈，范雨素是一位农民出身的作者，她是湖北人，来自襄阳市襄州区打伙村，44岁，初中毕业，在北京做育儿嫂。文章写了她四十年来的个人经历，写她有文学梦的哥哥，写她不屈的农村强者母亲。这些年，从郑小琼、许立志再到范雨素，“打工文学”被许多读者所认知。但正如媒体人淡豹在谈她向范雨素约稿的经过的文章里所谈到的，范雨素和时下备受瞩目的这些标签化的工人写作不同，她的语言不是农民化的，她也不太写那些苦大仇深的苦难、反抗等主题。

　　《我是范雨素》第一章文字

　　以范雨素为代表的自我书写意味着什么?文学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我们又如何看待他们的写作?张慧瑜每周在北京皮村的工友之家义务授文学课，范雨素是他班上的学生。昨天，张慧瑜接受澎湃新闻专访，谈了他眼中的新工人文学。

　　2015年4月，北京工友之家，范雨素在张慧瑜的课上朗诵自己的作品。范雨素提供@正午故事

　　澎湃新闻：能不能谈谈你在皮村义务授课的经过，譬如契机、授课内容、学生的构成和反馈等等?

　　张慧瑜：2014年暑假我在朋友圈看到皮村工友之家招聘文学小学的辅导员，就直接发了一份简历，可能是看我的简历是本科到博士都是读中文的，所以就让我过来了。授课内容主要有这样几块，一是文学经典赏析，有中国现代作家，如鲁迅、沈从文、萧红等，也有外国的作品，如《变形记》、《鲁滨逊漂流记》等，有一块是点评、分享工友自己的作品，大家写的作品一起商量和批评，还有就是对一些新闻事件、社会事件的分析和讨论。

　　当然，我们有一批志愿者到这边来上课，大多都是北京高校的老师，每个人的专业不同，讲的内容也不一样，有的偏传统文化，有的是小说写作，也有媒体分析等等。学生主要是皮村附近打工的工友，他们都是文学爱好者，有的已经发表过作品，每次课大概十几个吧，有流动性，如果工友加班就来不了，或者不在皮村打工了，肯定就不能经常来了。不过，还是有一些工友经常来，范雨素算是来得比较多的。

　　澎湃新闻：能谈一下学生们交上来的写作作业的情况吗?比如内容、主题、风格等等。

　　张慧瑜：这门课的主要功能是鼓励大家写作，写自己的故事，写身边人的故事，学会用文学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我记得2014年刚开始的时候，很多工友挺有积极性的，有一些是第一次写作，比如有一个叫寂桐的女孩，在工友之家的公益超市工作，她从来没有写过诗歌，但一开始写就很有感觉，写的都是非常凄苦、悲苦的爱情，就像她给自己起的笔名“寂寞的梧桐”，这和她渴望爱情，又受限于身体条件有关。

　　还有一位河北的工友郭福来，写他第一次到北京，他的诗中有一句话是“这是一座别人的森林”，非常恰当地表达了打工者对北京的感受，还有他写过《工棚记鼠》，是工友苦中作乐，与同居一室的老鼠发生的故事。

　　工友的写作大多还是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为主，因为他们长期在各地打工，其实有非常丰富的人生阅历，比如李若就写过不少打工过程中遇到的人和事，还有小海也用诗歌的形式表达自己在外打工14年的经历。

　　张慧瑜(右一)在工友之家给学生们上课。张慧瑜供图

　　澎湃新闻：在《我是范雨素》那篇文章里，范雨素谈到自己的阅读，以你的接触和观察来看，他们主要读什么书?

　　张慧瑜：范大姐的阅读经验是非常特殊的，也是少有的，她从80年代很小的时候就开始阅读文学期刊，直到最近一次课她还说自己通过手机微信号来读纯文学期刊，在工友中，她是阅读经典文学作品最多的，也是非常杂的，就是不是按照文学史上的脉络理解文学作品，而是依靠自己的理解。其他的工友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比较喜欢古诗，所以会写一写格律诗，还有一些就是比较纯粹的文学爱好者，读的东西也不多，这也就是为什么会在课上尽量分享一些文学作品，培养大家对文字的基本感觉吧。

　　澎湃新闻：你班上的学生如果想发表自己的作品的话，会遇到特别的困难吗?又或者说也可能反而更容易?

　　张慧瑜：其实一开始没有想到会发表，后来随着大家交的作业越来越多，文学小组的负责人和召集人付秋云就试着把工友的作品投出去，大部分是一些关心工人文化的公号和网站，一些工友的作品开始发表，也会收到一些稿费，这对很多工友来说是意外之喜，也是很大的鼓励。其中，李若的文章经常在网易上发表，有一定影响力。还有比如《北京文学》副总编师力斌是我的朋友，也来文学小组上过课，他就从工友的作品中选出一些发在《北京文学》上，这应该是大家的作品首次发表到主流的文学期刊上。当然，范雨素的走红，可能会有助于工友作品的发表。

　　《我是范雨素》里，范雨素谈到自己的阅读。

　　澎湃新闻：淡豹在文章里写道，范雨素的写作跟“打工文学”、“底层文学”有很大不同，那如果把范雨素、许立志等人的写作放到文学史的视野里，你认为他们的写作意义是什么?或者说你怎么定位他们的写作?

　　张慧瑜：范雨素可能是更有自觉意识的创作者，她对自己的生活有一套自己的理解和解释，也很愿意表达自己的观点。我觉得包括范雨素、许立志等底层打工者用文学的方式写出自己的故事，对当下的中国来说非常重要。首先，他们的写作让人们看到中国的另一面，看到生活在城市、社会底层的人是怎么生活的， 因为在主流文化景观中，基本上看不到工人文化、工人文学，即便是打工文学、底层文学也是非常边缘的存在;其次，底层文学有相当一部分是知识分子写的，而范雨素、许立志是自己写自己的故事，这对于弱势群体来说非常有意义，避免被他者化和猎奇化;再者，他们的作品都是个人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但其实他们的写作代表着千千万万进城打工的群体，也是普普通通劳动者的声音;最后，我觉得他们的写作拯救了“文学”这个文类，其实在20世纪历史上，文学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是当下的文学变得越来越不好看，这不仅是文学语言上的隔膜，更重要的是文学写作与当下中国的现实和发展脱节，甚至严重滞后，从一些纯文学作品中感知不到今夕何夕，而《我是范雨素》这篇文章不长，却描述了从50年代到当下，从母亲到范雨素，再到她的女儿，三代女人的坎坷、流离的命运，内容非常丰富，有史诗的味道。

　　澎湃新闻：也有很多人在提到打工文学的时候会有批评，认为在艺术上比较粗糙，以及内容比较单一，你怎么看这些问题?

　　张慧瑜：我觉得艺术上粗糙不是打工文学固有的，其他的文学、艺术领域肯定也有粗糙的作品，但是比较优秀的打工文学恰好是艺术上没有问题的。比如许立志的诗在语言表达和想象力上是非常优秀的现代主义诗歌，还比如电影《我的诗篇》中陈年喜的诗歌《炸裂志》，多么有力量，从岩石的炸裂到自己身体的炸裂，这种力量很大程度来自于他们自己的亲身感受，他们的生活就是炸裂的岩石。范雨素的这篇写母亲的文章，也让我想起萧红的小说，语言节制而清晰，感情隐藏在文字背后，就像范大姐对自己的生活不卑不亢，她的文字也是如此，没有苦情，有的是三代女性生命的坚韧。

　　2015年1月7日，位于北京皮村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大院里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和工友图书室。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澎湃新闻：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农民出身的作家是非常重要的一股力量，他们的农村经验也给了他们非常多的写作资源，但你认为像今天所谓的“新工人文学”、“打工文学”跟比如莫言、阎连科这些作家相比，他们所面临的境遇、写作资源等的不同在哪里?

　　张慧瑜：农民、农村之所以会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核心主题，与中国现当代历史有关，也是中国乡土社会在外来因素的压迫下寻找自己的现代化之路。乡土中国基本上是中国的隐喻，这从五四时代一直到80年代都是如此，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多的乡土作家、写农村的作家，与“农村包围城市”、“工农兵主体”等基本的社会历史经验有关。

　　在我看来，莫言、阎连科写的乡村基本上是一个想象的、过去的、高度意识形态化、概念化的乡村，与当下中国的乡村经验关系不大，新工人文学主要还是写当下的城市、乡村故事，他们面对的是90年代市场化改革之后所出现的一种新的城市、乡村经验。

　　澎湃新闻：你个人是否认为他们有朝一日会成为某种成气候的文学一代，比如说打工文学作家群，从而进入更主流的大众的阅读视野被接受?

　　张慧瑜：我认为从目前的文化环境和社会结构来说，恐怕还不可能，因为想打破现有的文学秩序和利益结构，仅靠几个打工文学作家的成功是不可能完成的，这需要更大的社会格局的变化。但是，我希望主流媒体能更多关注打工文学的作家，提供更多的发表渠道，比如现在的自媒体就比传统的文学期刊更有包容性，愿意推动像范雨素这样的作品发表出来。

　　《我是范雨素》的结尾

　　澎湃新闻：在今天这个时代，当我们谈到文学的作用的时候，经常会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说文学其实没什么用，或者说文学是无用之用。也有人说文学的作用其实就是在艰难的现实中给读者一点安慰，这类文学观好像很主流。但是通过阅读范雨素的文本，我似乎觉得文学不仅仅只具有这么消极意义上的作用，可以说范雨素的出走、她的奋斗其实都来自文学，从他们身上，文学的作用跟之前讲的是很不同的，你怎么看?

　　张慧瑜：是的，我同意你的看法。我觉得恰好从许立志、范雨素身上看到文学的力量，对于这些工作紧张、为生计奔波的劳动者来说，用文字来表达依然是一种最容易实现的方式，也最廉价，最触手可及。文学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没有实际用处的，因为毕竟不可能每个人都像范雨素这么幸运，写得质量这么高，即便如此，也很难依靠文学改变个人命运。

　　对于大部分打工者来说，从事文学创作本身是逃离异化生活、获得生命喘息的方式，因为文学毕竟是一种有创造性的劳动，会带来一定的满足感。从他们的作品中，我看到文学发挥着一种最简单、最质朴的功能，就是直接表达他们的生活和生命状态。他们像每一个生活在现代的人们一样，更深刻地体会到一种不自主的、异化的状态，这本身也是很多人看了《我是范雨素》之后有所共鸣的地方。

　　澎湃新闻：在范雨素的文章里，我注意到她提到“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样的提法，这种很自觉的历史感，是来自他们的生活经验吗?还是来自课堂上你给予他们的理论学习?

　　张慧瑜：我想两方面的原因都有，一方面他们对当代历史有所了解，另一方面在文学小组课上也会讨论一些社会问题。我记得范雨素有一首写留守儿童母亲的诗歌，最后提到了“祖国的花朵”一词，希望留守儿童也能成为“祖国的花朵”，这本身就会唤起一种历史记忆，在50年代所有新中国的儿童都被称为“祖国的花朵”，而现在几千万打工者的孩子只能做没有父母的留守儿童。

　　范雨素 IC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