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7年12月31日晚，“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现场上，罗振宇推荐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旗下文化品牌新民说出品的《枢纽——3000年的中国》(以下简称《枢纽》)，几个小时后，该书迅速成为一本现象级的畅销书。

　　《枢纽》的作者是青年历史学者施展。从酝酿到落生，这部作品花去作者八年时间，力图用更系统的方式，对“什么是中国”以及“中国未来走向哪里”给出历史哲学和社会学的解释。在《枢纽》这本书中，施展打破了一般历史讲述的中原视角，展现了一个超大规模、多元一体的中国：对内，中国是个多元一体的体系;对外，中国是世界秩序的枢纽。本文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使用。

　　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后冷战时代最重要的世界大事。但是，崛起的速度过快，也带来一些问题，主要就是既有的内部和外部秩序，调整的速度难以跟上崛起的速度，导致了内、外部的失衡。这些失衡状况的政治经济学机理是什么，更富建设性的前景该如何展开，目前理论界对此的回应，还是不够的。

　　就内部秩序而言，包含两个方面的失衡，一是不同社会阶层在发展当中的获得感有差异，一是内地与边疆的经济、社会发展节奏有差异，这些差异都会带来弱势群体的相对剥夺感，构成不稳定因素。相应地，我们需要对中国经济奇迹的深层机理、对社会发展的价值排序、对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结构给出更有力的解释，才能从理论上回应这些问题。

　　就外部秩序而言，中国近年来通过一系列的创造性外交，力图推动失衡的国际秩序走向再均衡。“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会议等等，都是例证。这些外交努力对既有国际秩序是重要补充，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的外交选择空间。但是，理论界对于相关实践的解读，多半还流于表面，这就导致对于国际失衡的解释、对于中国外交努力的深层建设性意义的挖掘，仍有很大提高空间。

　　本书的核心问题意识就是，一方面要对这些问题给出回应，核心是“何谓中国”;一方面要努力找出诸种问题的内外联动关系，使得给出的回应可以形成一个统一连贯的体系。

　　《枢纽》书封

　　在《枢纽》中，我指出，对中国的超大规模性的理解，是理解中国问题的一个根本前提。它首先体现在中国人口的超大规模和中原的连片农耕地区的超大规模上，在古代，这就构成中华文明区与其他文明区的重要区别。这种超大规模，使得王朝时代的帝国朝廷能够低成本获取庞大的财政资源，在超过某个门槛之后，便能够压制住任何地方性的反抗力量，所以中国较早地建立了大一统，在宋代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长时期的分裂状态，这与欧洲、中东等地的政治分裂状态构成鲜明对比。大一统的政治，又可以通过中国的传统文化获得有力的论证，文化与政治互相促进，于是中国成为唯一未中断、持续发展至今的古文明。

　　通过进一步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本书提出，中原地区在形成大一统帝国之后，由于一系列的财政、军事、政治、文化逻辑的变化，导致草原上诸多小的游牧部落也会形成结成联盟，形成庞大帝国;草原帝国对中原帝国构成压力，又会促动中原帝国内部发生一系列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层面的变迁。双方有着极为深刻的相互塑造关系。对于西域、高原等各个亚区域与中原、草原的互动关系，本书也都从其财政逻辑、军事逻辑、政治逻辑、文化逻辑的联动效应上，找到了其最底层的相互塑造关系。包括中原在内的所有这些亚区域，彼此之间互为条件，脱离开其中一方，另几方的历史都无法获得完整解释;相互联系在一起，却能够让其中每一方都释放出更大的历史意义。它们加在一起，构成一个庞大的共生体系。所谓的中国历史，就是这个共生体系的演化史;它在古代最终落实为一个整合了汉满蒙回藏各种要素的多元帝国，中国“多元一体”的结构，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被锻造出来的。

　　中国的超大规模性，在古代晚期陷入一个困境。由于一系列原因，清朝出现人口大爆炸，这带来了大量剩余劳动力，极大地压低了劳动力价格。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以节省劳动力为目的的技术变迁，都不具备经济性，从而难以出现;中国的技术和经济就此被压在一个低水平均衡上，难以突破。此时，中国有了从外部吸收新技术、新经济资源的需求，以便帮助自己突破低水平均衡的陷阱，这就是中国要加入世界秩序的内部动因;它与外部动因，即西方的侵略，结合在一起，推动着中国开始了现代转型。

　　还是超大规模性，在中国的现代转型当中再次成为一个关键变量。超大规模人口导致的剩余劳动力，在中国作为封闭经济体的情况下，会跌入低水平均衡的陷阱;一旦中国加入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则会一变成为中国的竞争优势。但是这种竞争优势要想真正释放出来，前提却是中国先要完成政治整合，而不能简单地贸然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因为中国的规模太大，无法像中小规模国家那样，靠外部世界的经济拉动，把中国整体性地拉入现代化;中国只能是沿海部分地区被局部性地拉动起来，进而会导致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之间发生严重的经济撕裂和社会撕裂，这样一种撕裂状况是不可持续的，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把所有的发展成果也都消耗掉。中国只有完成政治整合，有能力作为一个整体加入世界经济体系，超大规模的优势才真地能够释放出来。

　　传统政治已经无力实现中国所需的政治整合，所以，革命就成为20世纪中国的一个重要使命。中国堪称史诗般的革命史历程，中间经历了无数次失败的尝试，逐渐摸索到了适合中国的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三十年，就是这个国家完成政治整合的过程;第二个三十年，则是中国以一个整体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国的超大规模优势就此获得充分释放，结合上全球经济格局变迁的大势，遂成就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奇迹;中国的经济崛起带来了全球经贸结构的深刻变迁，第三个三十年，中国正是要把这一系列变迁背后的政治经济学意涵完全展开，为人类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我们知道，现代世界秩序有三大构成性要素，分别是海洋秩序、大陆秩序，以及海陆中介/枢纽秩序。作为体系的中国，内在地包含着海洋和大陆等多种要素，它们通过历史的演化与现代的整合，而凝为一个共同体;中国因此得以同时嵌入在现代世界的海洋秩序与大陆秩序之中，作为海陆中介/枢纽，因其超大规模而获得动能，将人类秩序联为一体。这是中国作为世界秩序自变量的真实体现，是中国作为世界历史民族的责任担当。

　　随着中国崛起，全球制造业不断向中国转移;西方进入去工业化的时代，与生产原材料的非西方国家之间越来越难以形成直接的经贸循环。此时的全球经贸结构是，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主要是二三产业的循环，中国出口制成品，西方国家出口高端服务业;中国与非西方国家之间主要是一二产业的循环，中国出口制成品，非西方国家出口原材料。一种“双循环”结构就此浮现，中国是双循环当中的结合点，成了全球经贸循环当中绕不开的一个中介性存在。这里面蕴含着中国巨大的国家利益，也意味着中国巨大的世界责任。

　　后冷战时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迁，就是西方所代表的、由贸易所拉动的“海洋世界”，仍然大致保持了冷战时期的秩序;但是非西方国家所代表的“大陆世界”，很多地方却陷入失序、或秩序脆弱状态。没有哪个地方是孤岛，人类不可能彼此割裂开来发展，大陆世界的失序，会对整体人类秩序构成挑战。外部世界需要帮助大陆世界重建秩序，但是能够提供帮助者，必须与大陆世界之间有着正向的经贸循环，使其对大陆世界所投放的各种财政、经济资源，能够通过贸易过程再回收，整个事情才是可持续的。在“双循环”结构下，唯有中国处于这样一种经贸循环的地位。

　　于是我们会看到，一方面，中国在贸易意义上属于海洋世界;另一方面，中国在地缘意义和国际政治意义上，与大陆世界又有着深刻的关联。中国因此就作为一个海陆兼备、或说海陆中介性的国家，而对全球秩序具有了极为重要、不可替代的意义与价值。

　　也因此，中国的世界责任，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最佳呈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在这里找到其最深刻的意义。第三世界将基于中国的发展而获得自己的发展，中国也将因此突破西方的单一线性的现代化范式，为人类提供出更丰富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