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就是要明确家事审判的职能不仅具有裁判职能，还应当具有对婚姻的救治职能。人民法院不仅是死亡婚姻的解救场所，更是治疗生病婚姻的医院。”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杜万华日前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说。

　　作为一名基层法官，我比较关注家事审判改革。诚如杜万华所言，家事无小事，家事即国事，家事案件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休戚相关。家庭是社会组织的最小细胞，家事审判不仅追求的是个案公正，更是夯实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

　　数据显示，自2003年以来，我国离婚率连续14年递增，仅2016年就有近500万对夫妻离婚，算上离婚牵涉的家庭成员，一年涉及的人数可达数千万。随着一段婚姻的破裂，未成年子女成长环境、老年人赡养等各种社会问题都将凸显出来。有鉴于此，以挽救危机婚姻为主要目标的家事审判改革应运而生。

　　离婚有两种途径，或是协议离婚，多是到民政局办理;或是诉讼离婚，就是要到法院打官司。通常情况下，采用诉讼方式的，当事人双方的矛盾要大于采用协议方式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起诉到法院离婚的，即便不是“死亡婚姻”，也算是“病危婚姻”了。

　　但是，家事案件毕竟有着与普通民事案件不同的特性，表现为有着较强的伦理性、情感性，这是冰冷的证据、机械的法条所无法完全解决的。相比较其他普通民事案件，在审判手段上，调解优于判决;在审判目标上，社会效果优于法律效果。法官如果单纯依据证据和法条径行判决，工作量虽较小，但案结事未了，家庭、社会出现的裂痕并未得到真正的修复。

　　让司法有温度，法官有温情，充分发挥法院的教育、疏导功能，成为此次家事审判改革的重要内涵。在“拯救危机婚姻”的宗旨下，各级法院不再“只分财产不管感情”。

　　比如，审理中不盲目追求结案率，给当事人双方留置一段“冷静期”。之前有媒体报道，一位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很多当事人一时气头上跑来离婚，为挽救这些婚姻，常常借故电脑、网络出现故障，为当事人留下了冷静思考的时间，一时被传为佳话。

　　再如，以法院人员分类管理为契机，组建家事审判法庭，由有着丰富人生阅历的法官组成，同时引入懂心理学的司法辅助人员介入;建立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由法院牵头，联合多部门协调解决;有的地方还创造性的开展工作，如四川宜宾县法院率先运用“离婚考卷”，通过试题让双方和法官客观地对婚姻做一个评估，从而为各方最终正确处理提供参考。这些措施都取得积极的效果。

　　笔者所在的县，地处西南边陲，受人口流动频繁等因素影响，多年来离婚率位居全省第一，离婚案件也一直占法院民事案件的近一半。在确定为试点法院后，全县逐步建立了52个“无诉社区”，通过党委领导、政府主导、法院指导、社区参与，汇集社会各类资源共同化解家事矛盾。不仅做到对危机婚姻早治疗、治疗好，更做到早发现、早预防。

　　有必要强调的是，家事审判改革并未违背婚姻自由这一基本原则。婚姻自由，既包括结婚自由，也包括离婚自由。如果已明确评估为“死亡婚姻”，当事人双方或一方已经处于极度痛苦中，决不能因为迫于社会或一方当事人的压力而判决不予离婚，毕竟法律是保障公民基本权益的最后一道屏障。当然，即便要判决离婚，也要注意合适的方式和时机，以将各种负面效应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