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民国的史学大师，可能大多数人最先想到的就是二陈、顾颉刚、吕思勉等诸位先生，邓之诚在目前的知名度就没那么高。可我最先知道的，正好就是这位邓先生。

　　大概在1989年左右，我正是个小县城的初中生。我们那里风气闭塞，新华书店刚刚实行开架销售，可以随意翻看，比以前方便多了。有时几个爱看书的同学会结伴到县城的新华书店去看看书，主要是选购习题集，顺便也看看各种杂书，毕竟十来岁的孩子好奇心简直是无穷的。有一天正在浏览书架，忽然发现一部排列整齐的大部头，名曰《中华二千年史》。拿下来翻翻，繁体竖版，大段大段地引用古籍原文，一个初中生基本上是看不懂的，但却从此记住了作者名字，朦朦胧胧觉得，能写出这样艰深的历史书的，肯定是个大学者，但后来几年再没看到有关邓之诚的其他书籍资料。后来上了大学，读书渐多，才慢慢开始了解邓之诚先生的生平和他的作品。

　　邓之诚生于1887年，正是清末的历史大变动时期。反映在思想学术界，就是“新派”和传统“老派”共存的局面。比邓先生略长几岁的余嘉锡、杨树达，可算是传统味比较浓的老派学者，略年轻一点的胡适和郭沫若等人，就都带有浓厚的新派学术风格了。邓先生自己也算是家学渊源的老派人物。他的叔曾祖是曾任闽浙总督和两广总督等要职的邓廷祯，邓廷祯的诗文也都有很高造诣，为世所称。邓之诚幼承庭训，打下了坚实的文史基础，后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云南两级师范学堂，曾任教昆明一中，后又担任《滇报》主笔。辛亥革命时期，邓先生积极奔走革命，并发表了多篇鼓吹革命的文章，影响很大，后来又参加护法运动。这个时期的邓之诚，是一个热血青年，积极行动的革命者。

　　然而学者毕竟还是学者，革命的热情过后，邓先生回归学界，被慧眼识人的蔡元培聘请到北大任教，从此开始了他四十多年的大学教授生活。在当年万物趋新的大环境下，邓之诚坚守着自己的学术理念，做着传统的“旧学问”，也正因如此，他在北大和燕大任教期间，思想学术观念与新文化一派学者格格不入，常在课堂上公开批评当时的学界大佬胡适和傅斯年，如称二人的言论为“胡说”，“附会”，现在想来，实在也是甚为有趣的老辈学者性格，或许也可称为一种特殊的“民国范儿”。

　　我从大学时开始搜求邓之诚的各种著作，后来竟陆续得到几种邓先生本人的旧藏或手稿，实在是跟邓先生书缘不浅，分别简介如下：

　　按得书先后来说，第一个收获的是邓之诚旧藏顺治刻姚文燮注本《昌谷集注》。姚氏以史证诗，虽有穿凿处，但所说亦成一家之言，是李贺诗集的重要注本，历来为人所重视。但是却流传罕见，见者甚稀。查邓之诚先生日记，1959年8月1日记曰：“……送姚文燮昌谷集释来，定价六元。予求之数十年，且极高价皆未得，今乃无意得之，不可谓非幸事矣!”(《邓之诚文史札记》1171页，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得书之喜跃然纸上。

　　不但记入日记，此本卷一首页还有邓先生第二天的题跋一篇，其文曰：“姚文燮昌谷集释四卷，行世甚稀，后来注昌谷者皆未引及。予悬高价求之数十年，不能得，今年大暑中得之，犹以为甚幸。文燮引史证诗，虽间有得失，然命意自佳，终非他人所能比併。喜而识之，后之人其宝诸。己亥六月二十有八日文如居士邓之诚书于成府村居，时年七十有三。”后有钤印：“文如居士金石长寿印”。按，邓先生1960年1月初去世，此跋是他半年前所题，用蝇头小字，笔力不衰，实在看不出是七十多岁的老人手笔。

　　昌谷集序

　　昌谷集凡例

　　昌谷集目录

　　昌谷集卷一有邓先生的题跋

　　邓先生没有谈到的是，此书其实有前后两刻。初刻于顺治十七年，也就是邓藏本，然后又在康熙五年重刻于建阳书院。两本都罕见，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仅著录了康熙本，也不过四馆有藏。此顺治原刻本即使不是孤本，存世也肯定极少。翻刻本除姚注以外，又增加了多家评语。而且为顺治本作序时，钱澄之仍出家为僧，故序言署名衲澄之，后来的康熙本收钱澄之重刻序一篇，已改为本名，盖澄之当时已还俗。顺治本序言今钱澄之文集整理本(黄山书社版)未收，不知是否为佚文。

　　此本十几年前得于京城旧书肆，正巧还遇到了辛德勇先生。记忆中辛先生慧眼独具，以廉值得康熙刻本明史稿一大摞，书虽有残缺，也的确不多见。当年还常常在旧书店遇到他，后来他大概忙于研究和著述，就很少再逛了。

　　《蒙兀儿史记》初印本，共两函十四册，其中一册有邓之诚先生1933年的题赠曰“敬赠 孟劬先生”

　　获此书后不久，又在琉璃厂某书店得到一部《蒙兀儿史记》初印本。共两函十四册，其中一册有邓之诚先生1933年的题赠曰“敬赠 孟劬先生”，一开始觉得有点不大理解，这书不是邓先生的著作，也不是什么珍贵的古本，为何要郑重题赠呢?后来想起孟森写过有关蒙兀儿史记的文章，回家查阅原文，果然说此书有试印本甚难得，民国时就“索值至百余金，应者无难色。或有不可价售者，则百计以法书名画以易之”(《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524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赶紧第二天又去琉璃厂把书买下。

　　得书后仔细翻阅一过，发现这十四本虽然是完整的一部，开本和纸张全同，却又分为十册和四册两部分，区别只是书皮的颜色略有差异。四册封面颜色较深，为邓先生赠本，有铅笔写一至四;其余十册有铅笔写1至10，全部十四册都有张孟劬先生藏印。后来邓之诚日记出版，查1933年十月三十日记曰：“孟劬送所作《骨董琐记》题词来，尚佳，即作复谢之，并赠蒙兀史四册为润笔”，这才明白了题赠的来龙去脉。

　　最近一次所获邓先生的书，是他的《闭关吟》手稿。1941年日本对美国宣战后，邓先生所任教的燕京大学被日寇封闭，邓之诚、洪业等几位著名教授也遭逮捕，在狱中度过了近五个月。邓先生在狱中坚强不屈，不废吟咏。所见所闻所感皆记之以诗，共得一百余首。出狱后即手录一册，名之曰“闭关吟”，后于1946年排印出版。这些诗作体现了先生坚贞不屈的气节，记录下一个著名学者在日军监狱中的遭遇，给我们留下一段珍贵史料，可以算是一种特别的“诗史”。

　　虽然对此书早有耳闻，也一直心向往之，但因为当年只印了二百三十册，一直未能买到。不意2015年泰和嘉成拍卖公司征集到此书原稿及另外两种邓之诚诗集上拍，这实在是难得的秘笈。如此具有历史意义的手稿，自然不能轻易放过，遂力争而得。2015年恰好是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得此书自有一种特殊的纪念意义。

　　《闭关吟》手稿

　　邓之诚先生藏书多归中科院珍藏，外间流传不多，能够得到这样几部珍贵的旧籍，实在是大喜过望，自诧书缘不浅。鉴于这几种书外界知者不多，尤其是昌谷集注，公私书目均未见著录，遂做此小文介绍，也以此来纪念邓之诚先生一百三十周年的诞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