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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柳堂读书记︱我与邓之诚先生的书缘
发布时间:2017-09-03  来源:澎湃新闻

  说起民国的史学大师,可能大多数人最先想到的就是二陈、顾颉刚、吕思勉等诸位先生,邓之诚在目前的知名度就没那么高。可我最先知道的,正好就是这位邓先生。

  大概在1989年左右,我正是个小县城的初中生。我们那里风气闭塞,新华书店刚刚实行开架销售,可以随意翻看,比以前方便多了。有时几个爱看书的同学会结伴到县城的新华书店去看看书,主要是选购习题集,顺便也看看各种杂书,毕竟十来岁的孩子好奇心简直是无穷的。有一天正在浏览书架,忽然发现一部排列整齐的大部头,名曰《中华二千年史》。拿下来翻翻,繁体竖版,大段大段地引用古籍原文,一个初中生基本上是看不懂的,但却从此记住了作者名字,朦朦胧胧觉得,能写出这样艰深的历史书的,肯定是个大学者,但后来几年再没看到有关邓之诚的其他书籍资料。后来上了大学,读书渐多,才慢慢开始了解邓之诚先生的生平和他的作品。

  邓之诚生于1887年,正是清末的历史大变动时期。反映在思想学术界,就是“新派”和传统“老派”共存的局面。比邓先生略长几岁的余嘉锡、杨树达,可算是传统味比较浓的老派学者,略年轻一点的胡适和郭沫若等人,就都带有浓厚的新派学术风格了。邓先生自己也算是家学渊源的老派人物。他的叔曾祖是曾任闽浙总督和两广总督等要职的邓廷祯,邓廷祯的诗文也都有很高造诣,为世所称。邓之诚幼承庭训,打下了坚实的文史基础,后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云南两级师范学堂,曾任教昆明一中,后又担任《滇报》主笔。辛亥革命时期,邓先生积极奔走革命,并发表了多篇鼓吹革命的文章,影响很大,后来又参加护法运动。这个时期的邓之诚,是一个热血青年,积极行动的革命者。

  然而学者毕竟还是学者,革命的热情过后,邓先生回归学界,被慧眼识人的蔡元培聘请到北大任教,从此开始了他四十多年的大学教授生活。在当年万物趋新的大环境下,邓之诚坚守着自己的学术理念,做着传统的“旧学问”,也正因如此,他在北大和燕大任教期间,思想学术观念与新文化一派学者格格不入,常在课堂上公开批评当时的学界大佬胡适和傅斯年,如称二人的言论为“胡说”,“附会”,现在想来,实在也是甚为有趣的老辈学者性格,或许也可称为一种特殊的“民国范儿”。

  我从大学时开始搜求邓之诚的各种著作,后来竟陆续得到几种邓先生本人的旧藏或手稿,实在是跟邓先生书缘不浅,分别简介如下:

  按得书先后来说,第一个收获的是邓之诚旧藏顺治刻姚文燮注本《昌谷集注》。姚氏以史证诗,虽有穿凿处,但所说亦成一家之言,是李贺诗集的重要注本,历来为人所重视。但是却流传罕见,见者甚稀。查邓之诚先生日记,1959年8月1日记曰:“……送姚文燮昌谷集释来,定价六元。予求之数十年,且极高价皆未得,今乃无意得之,不可谓非幸事矣!”(《邓之诚文史札记》1171页,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得书之喜跃然纸上。

  不但记入日记,此本卷一首页还有邓先生第二天的题跋一篇,其文曰:“姚文燮昌谷集释四卷,行世甚稀,后来注昌谷者皆未引及。予悬高价求之数十年,不能得,今年大暑中得之,犹以为甚幸。文燮引史证诗,虽间有得失,然命意自佳,终非他人所能比併。喜而识之,后之人其宝诸。己亥六月二十有八日文如居士邓之诚书于成府村居,时年七十有三。”后有钤印:“文如居士金石长寿印”。按,邓先生1960年1月初去世,此跋是他半年前所题,用蝇头小字,笔力不衰,实在看不出是七十多岁的老人手笔。

  昌谷集序

  昌谷集凡例

  昌谷集目录

  昌谷集卷一有邓先生的题跋

  邓先生没有谈到的是,此书其实有前后两刻。初刻于顺治十七年,也就是邓藏本,然后又在康熙五年重刻于建阳书院。两本都罕见,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仅著录了康熙本,也不过四馆有藏。此顺治原刻本即使不是孤本,存世也肯定极少。翻刻本除姚注以外,又增加了多家评语。而且为顺治本作序时,钱澄之仍出家为僧,故序言署名衲澄之,后来的康熙本收钱澄之重刻序一篇,已改为本名,盖澄之当时已还俗。顺治本序言今钱澄之文集整理本(黄山书社版)未收,不知是否为佚文。

  此本十几年前得于京城旧书肆,正巧还遇到了辛德勇先生。记忆中辛先生慧眼独具,以廉值得康熙刻本明史稿一大摞,书虽有残缺,也的确不多见。当年还常常在旧书店遇到他,后来他大概忙于研究和著述,就很少再逛了。

  《蒙兀儿史记》初印本,共两函十四册,其中一册有邓之诚先生1933年的题赠曰“敬赠 孟劬先生”

  获此书后不久,又在琉璃厂某书店得到一部《蒙兀儿史记》初印本。共两函十四册,其中一册有邓之诚先生1933年的题赠曰“敬赠 孟劬先生”,一开始觉得有点不大理解,这书不是邓先生的著作,也不是什么珍贵的古本,为何要郑重题赠呢?后来想起孟森写过有关蒙兀儿史记的文章,回家查阅原文,果然说此书有试印本甚难得,民国时就“索值至百余金,应者无难色。或有不可价售者,则百计以法书名画以易之”(《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524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赶紧第二天又去琉璃厂把书买下。

  得书后仔细翻阅一过,发现这十四本虽然是完整的一部,开本和纸张全同,却又分为十册和四册两部分,区别只是书皮的颜色略有差异。四册封面颜色较深,为邓先生赠本,有铅笔写一至四;其余十册有铅笔写1至10,全部十四册都有张孟劬先生藏印。后来邓之诚日记出版,查1933年十月三十日记曰:“孟劬送所作《骨董琐记》题词来,尚佳,即作复谢之,并赠蒙兀史四册为润笔”,这才明白了题赠的来龙去脉。

  最近一次所获邓先生的书,是他的《闭关吟》手稿。1941年日本对美国宣战后,邓先生所任教的燕京大学被日寇封闭,邓之诚、洪业等几位著名教授也遭逮捕,在狱中度过了近五个月。邓先生在狱中坚强不屈,不废吟咏。所见所闻所感皆记之以诗,共得一百余首。出狱后即手录一册,名之曰“闭关吟”,后于1946年排印出版。这些诗作体现了先生坚贞不屈的气节,记录下一个著名学者在日军监狱中的遭遇,给我们留下一段珍贵史料,可以算是一种特别的“诗史”。

  虽然对此书早有耳闻,也一直心向往之,但因为当年只印了二百三十册,一直未能买到。不意2015年泰和嘉成拍卖公司征集到此书原稿及另外两种邓之诚诗集上拍,这实在是难得的秘笈。如此具有历史意义的手稿,自然不能轻易放过,遂力争而得。2015年恰好是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得此书自有一种特殊的纪念意义。

  《闭关吟》手稿

  邓之诚先生藏书多归中科院珍藏,外间流传不多,能够得到这样几部珍贵的旧籍,实在是大喜过望,自诧书缘不浅。鉴于这几种书外界知者不多,尤其是昌谷集注,公私书目均未见著录,遂做此小文介绍,也以此来纪念邓之诚先生一百三十周年的诞辰。

责任编辑:赵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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