邂逅恩师陈明皓

　　2000年，我从大学毕业后志愿参加西部建设，在边疆奋斗了10年，后遴选到国家部委工作。17个年头来，自己从一名农村孩子成长为一名国家中青年干部，参与、见证了系统管理的规范和强大，参与、见证了国家管理的规范和强大，欣慰之际，一种情感在心头挥之不去，而且越来越浓烈，或许这就是感情之债。老实说，这篇文章早该写了，只是欠的感情被惰性所拖累，一直未能拿起笔。前不久，在与一位朋友分享自己的人生感悟时，又自然地谈到这段经历，他鼓励我把这些真实经历写出来，会对他人对社会有益的，对自己也是心灵抚慰。几经周折，我终于把它写了出来，并谨以此文献给曾经帮助过我，到现在一直在帮助我的师长和朋友，谨以此文献给在天堂的陈明皓恩师、父亲。

　　故事还得从2000年初说起，1月份的样子，那时天气依然寒冷。面临大学毕业，为了找工作，也为了体验一下大上海的魅力，我和同学卢弟从西安出发，坐火车去上海。准确地讲，卢弟是陪我去找工作，他似乎已经有意向单位，卢弟以前去过几个大城市，是见过“大世面”的。我是从山东考取西北政法后，基本是从山东乘汽车转道兰考或商丘再坐火车到西安，然后逆向返回，没有去过其他省份的城市。即便在山东老家，从小学到高中，时间多在学校里，学业之余还要帮助家里干农活，除去一次为了维权受同学委托只身去过北京外——也算是非常事件了，省内其他城市没有去过。这在当年的山东高考大省甚至全国而言，类似单纯经历是众多 “学奴”的一个典型缩影。

　　记忆中当时在去上海的火车上情绪是饱满的，也是兴奋的，因为即将看到“道听途说零碎已知”和“整体与细节未知”的上海，当然，还有年轻精力旺盛的因素。在邻近座位上，是一对母女，上海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至今难忘。女孩叫芸，二十岁多一点，算是同龄人，让人一看就是美丽善良的姑娘，母亲慈眉善目，一开口笑呵呵的，给人非常温暖的感觉。我现在记不起是如何和她们对接上话语的，但是给我至深印象的是母女对我们两位“穷学生”一路上的照顾，她们是因为买不到卧铺又赶着回去才买了硬座，我和卢弟则是省吃俭用买的硬座。她们随身带了许多水果和点心，分给我们吃，听说我们去上海找工作，而且我还是第一次去，母女一路给我们讲上海的情况，交通情况，人文情况，治安情况等等，非常详细，并给我们留了家里电话和地址，说到了上海有困难就和她们联系。一路上非常开心，未到上海，已被上海人的浓郁情感所温暖，从那一刻起，一个城市因人而温暖的印象就一直保持到现在。从某种意义上，这对母女就是我和卢弟的恩人。然而，让我和卢弟一直自责的是，在工作后，由于几次搬移，当年的电话本找不到了，也和这对母女失去了联系，无法报答当年的关照。哪怕是多年后请这对母女吃顿饭，送些特产，邀请她们到我们工作的地方走走看看，也让我和卢弟宽慰些。衷心希望芸和母亲能够看到这篇文章，我们能取得联系，我留了邮箱。(作者邮箱：zzmshandong@126.com)

　　到达上海站后，我们与芸和母亲依依不舍地告别。卢弟因为有其他事情，把我安顿好后就去忙了，我则留在宾馆为即将参加的招聘面试做准备。这天晚上，在宾馆附近一家上海饭馆吃饭时，看了看菜单，虽然价格都还不算高，但自己还是只点了一份比较便宜的雪菜肉丝面。在厨师做饭期间，我问女老板第二天招聘会的具体地址以及如何走，老板问了我的情况，一看我是个学生，而且第一次来上海，又瘦得厉害，当年我176cm的个子，体重不到60公斤，瘦是在学校有点小名声的。她就用纸给我写下了路线和所乘车辆以及如何换车，非常暖心。特别让人感动的是，就在我吃完第一碗雪菜肉丝面后，看我好像没有吃饱，她又给我加了一些面和菜，却给我算一份钱。这种体贴，在那个寒意未散的季节，在一个未深入了解的城市，特别让人感动，而且这种美好的记忆一直伴我到现在。

　　在第二天去招聘会的路上，还是无法准确找到换乘车次，问了两个人后，遇到一位老大爷才算搞清楚。在招聘会上，看了几家法律类行业，都不太满意，直到遇到了恩师、父亲——上海市明立律师事务所主任陈明皓。和陈老师相遇，确实是缘分，首先是被他端庄严肃又不失和蔼的面容吸引，他看了看我厚厚的求职材料，特别是看到十几份荣誉证书和校方、陕西省团委、省法律援助中心等部门联合出具的在校从事法律援助实务的工作鉴定后，似乎有些惊讶又有些好奇地问我：“小赵，你有那么多荣誉，那么优秀，怎么想做律师呢，可以去政法机关呀”。我记得当时的回答有些过于直白“不想去，就是想实现自己的梦想，通过努力打造中国第一家公益律师事务所，或许这样对国家的法治进程更有推动作用”，接着大概谈了一下自己的思路。由于招聘会现场人非常多，陈老师说，你把简历留下吧，明天我们好好聊聊，这是我的名片，你明天上午9点前到我的办公室，你刚到上海，路况不熟悉，打个的士过来，我给你报销。

　　由于彼此第一印象非常好，又想到将来很有可能在上海开拓事业，实现理想，一路高兴地回到宾馆。开始熟悉明天走的公交路线，开始预想明天面谈可能遇到的问题等等，自己定了闹钟，又怕闹钟不起作用，专门叮嘱宾馆前台提供叫醒服务，在床上躺着想着不知不觉睡着了。第二天一大早起床，倒了三四次趟车的样子，又走了2公里多的路，终于和陈老师见面了。一见面，他就问我，吃饭没有等等，当听到我是坐公交过来的，他略带责备的说：“跟你说打车过来，你一个人不熟悉上海，坐过来很辛苦的”。说实在的，当时打车不便宜的，自己是个穷学生，舍不得打车，再说，自己找工作，还要别人掏打车费，这样的事情我是做不来的。

　　他带我参观了一下律师事务所，和里面的人一一介绍，然后就回到他的办公室，关了门，就我和他两个人。他让我完全不要有顾虑，好好谈谈将来我到上海后的想法或打算。记得我讲了很多很多，包括自己的家庭情况、一路求学情况、在学校组织的重大活动情况、自己做律师后如何干等等，后来屡屡回忆起来，那是非常美好的场景。我说的多，陈老师说的少，他静静在那里听着，并就关键点给我提示，比如，他问我，做公益律师事务所这个想法非常好，但是钱从哪里来呢，如果没有可持续的收入来源，如何才能更好服务公益、服务社会。我就给陈老师讲了我的完整想法，记得还讲到如何宣传、如何争取民众，如何收支公开等内容，直到他微笑着看着我。他虽不是直言认可，但也是对一个理想青年的鼓舞。中午，陈老师叫大家一起吃饭，大家刚好一桌，其中还有一位一起在招聘会应聘的外校同学。陈老师说，大家以后就是自己人了，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要互相照顾，希望大家和律师事务所一起成长。吃完午饭后，陈老师又把我叫到办公室谈了好长一段时间，记得他说：“……小赵，如果你决定毕业后来咱们律师事务所，我非常欢迎，你来后呢，由于你还没有律师证，你就先协助大家工作，主要是协助我，同时复习备考。我给你三年时间，在三年里你一定要考过。在你通过律考前，我给你负责安排住宿，第一年每月给你开工资1500元，以后每年增加，并有案件补助，中午律所安排一顿免费午餐……你也不要急着表态，回去好好考虑，离毕业还有几个月，如果中间遇到更好的工作，我尊重你的选择。”

　　临别前，陈老师塞给我一个红包，里面是1000元。我坚决推辞不要，他佯装生气地说：“再不收下我生气了，这是所里的规矩，给新人的，大家刚来时都有。”那时的1000元，在一个学生眼里不是小数目。我一直怀疑陈老师说的不是真的，估计他怕我不收才编了这样一个理由，但我没有去求证。因为在后来十几年的来往中，他总是提起我当时瘦的厉害，面色苍白，总是鼓励我多吃饭，多锻炼身体。与陈老师一辈子的情谊，就从那一天开始的点点滴滴中结下了。

　　回到学校后，自己感觉工作有了着落，心情非常好，学习起来，组织起活动来更有激情了。以前每月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一次母校西北政法与陕西交通音乐台联合举办的“交通与法”栏目，现在变成一月两次，甚至三四次。在给困难群众提供法律援助服务时，劲头更充足了。在和时任主持人陈磊、广大出租车司机朋友以及其他接受法律援助群众三年来的交往中，我们结下了深厚友谊，而且通过这个普法活动平台很好锻炼了自己。

　　暂别恩师 支援边疆

　　如果说顺利的话，按理就到上海工作了。后来，一件事情改变了我的一生。学校根据国家安排，鼓励学子积极参加支援西部建设。看着、听着宣传介绍，自己的心渐渐变得不安分起来。恰恰是这个时候，新疆一个单位来学校招人，我就想去试试，看看是个什么情况，特别是想了解大美神秘的新疆是怎样的。与时任干部部门负责人赵老师见面了，非常帅气阳刚的一位男人，这个印象一直留到现在。见面相谈甚欢，也谈到很晚。赵老师给我描述了一个如在眼前的大美新疆，和充满神秘感、神圣感、多职能合一的未来工作，他带走了我的简历，并留下话“如果想好了，你就给我打电话，到时我们把就业协议书给你寄过来，履行完相应手续后你就可以来工作了”。

　　我一直相信人和人的机缘以及深藏其中的努力和美好。在其他同学还在为工作奔波的时候，我有幸遇到两位有着知遇之恩的老师。但困惑随着而来，面对两位老师的期盼，自己必须早点做出决断，去上海做律师，还是去新疆做公职人员，否则，晚了对不起两位老师，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基于信任，也是对首先的恩人负责，我给上海的陈老师去了电话，说了自己的艰难抉择，他说表示理解并完全尊重我的决定。通过电话后，我怕自己在电话里没有说清楚，又写了长长的一封信，发邮件给了陈老师。我现在记不清信里的具体内容了，但是感觉自己想先到边疆去闯闯，然后再去上海和陈老师一起工作。收到邮件第二天，陈老师就给我通了一个长长的电话，大致的意思是：他理解我的心情，同意也倾向于我先到艰苦的地区去锻炼自己，并说一个人只有经历了艰苦，才能更好地开拓未来。最后，陈老师说了一句让我一生感动并受到激励的话：“小赵，我把你当自己的孩子，只要你好好干，本质不变，老师这个律师事务所永远为你敞开，随时欢迎你过来”。

　　在陈老师的鼓励下，我下定决心，报名支援西部建设。很快，新疆那边的协议书到了，我在那一式三份的协议书上郑重签下了八个字“以我所学，精忠报国”。

　　就这样，我来到了边疆。在西安这座城市待了四年，已经对现代城市建筑有了很深的印象，加之去过上海，虽然去新疆前还是充满了预期，考虑到条件艰苦等因素。但2000年9月份真正到了新疆，还是有一定心理落差的，毕竟，那时的新疆各项建设不像现在，当时与内地还是有不小差距的。还好，神秘的异域风情很快冲淡了这种失落感，加之3个月的封闭培训，结业后很快就要分到各地州。在分配工作时，还有一件小插曲。宣布决定那天，等到领导宣读到自己被分到伊犁后，自己还很不高兴，原本以为会分到喀什那个更加神秘、异域风情的地区，艰苦都不怕。等散会后，我找分管领导说了自己的想法，朱队长哈哈大笑：“你个傻小子，多少人希望分配到北疆，你还想到南疆去。不过，组织这样考虑是有道理的，北疆伊犁执法任务重，而你又是正规院校法律专业毕业的，好好珍惜吧。”在培训这段时间，我和上海陈老师通过几次电话，每次他都对我说，小赵，要照顾好自己，锻炼时注意安全，和大家处理好关系，听你的好消息。

　　命令如山，我和队友来到伊犁。在这里，开始了自己的工作。记得刚到第二天，政治部主任给我们每一个人布置了一个命题作文—谈谈你的入警心得，而且字数要不少于3000字。这些文章上交领导阅后又退了回个人，我至今还保存着。在刚入警的第三天或者更迟几天，单位一把手马局长(当时至少是县级干部)请我们这批入警大学生吃饭。这份感动保留到现在。毕竟，我们这些小毛孩刚参加工作，领导如此器重，亲自请吃饭，非常暖人心。在那次饭桌上，生平第一次喝了白酒，还呛的直咳嗽，引得大家哈哈大笑。也就是在这次饭桌上，让我们认识了马局长的平易近人和爱才惜才，他给我们介绍了伊犁的风土人情和警情，希望我们这些大学生能够尽快进入角色，尽快熟悉情况，要做好吃苦准备，并且每人给我们敬了一小杯。之所以多年后大家都依然清晰记得这个场景，这份恩情，就是因为满满的感情在里面。我也经常给我认识的人说起这段经历，就是希望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领导，对于新进入的职员，一定要第一时间见面，并且开个座谈会，吃顿饭，不一定是什么大餐，关键是心意，尤其是具有一定职级的领导。因为对于这些孩子来讲，他们会记一辈子，并带着感情去工作。那晚，不到二两酒，我第一次喝醉了，第二天刚好周末，睡了一上午。

　　在局机关简短过渡后，我和一名民族兄弟又被下分到大队一级，主要是进一步熟悉环境和工作，同吃同住了三四个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也通过这位兄弟全面了解了新疆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三四个月后，我和那位民族兄弟分开，又一次被分配到边境兵团一个派出所，一个位于伊犁河口的基层单位，驻地沙漠居多，也有被兵团职工辛勤开垦的绿洲，盛产棉花、西瓜，还有伊犁河的鱼以及夏天疯狂的蚊虫。来到派出所后，才知道自己是派出所成立几十年后第一个来所工作的大学生，倍感压力和责任。派出所和团场的领导、同事很重视，记得是举行了一场欢迎宴，为了感情，我不得不喝了二两酒，不用说，又醉了，加上刚到自然环境还未完全适应，醉的不轻。

　　或许因祸得福，就是这一醉，大家知道了我不能喝酒，不是装的，以后逢一些场合也就不怎么劝我酒了。说实话，那时的派出所与现在的楼房布局相比，条件还是十分艰苦：整个派出所就一辆漏风的2020旧吉普车，办公室是没有保温层的平房，夏天热，冬天冷，没有空调，冬天得自己烧锅炉，而且下半夜就不怎么热了，五六个人集体睡一个不算大的房间，派出所内外交通状况非常不好，到辖区出警，到边境协助巡逻，都要经受很大的颠簸，从团场到县城，30多公里，雨雪天要走大半天。说实话，刚到这样的环境，失落感又上来了。记得招聘负责人赵老师当时给我们说入警后要分到地州市一级的，而且还好像说到工资要在2000元以上(那可是2000年哟)，但是我很怀疑我这些记忆，毕竟领导不可能这么说的。虽然我和赵老师自从招聘会见面后到现在一直联系着，而且成为忘年交，但我始终没有向他求证过他是否说过上面的话。或许，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由于通讯限制，还由于工资限制，在大队期间，我没有买手机，到了派出所工资有了些盈余才买了个便宜手机，毕竟父母在农村，家里条件不好，兄弟三人，自己读大学时家里遇到不少困难。工作前两年，我几乎把每月发的工资攒起来，留些生活费，其余的全部寄给家里补贴生活，用于翻盖快要倒塌的土房子和欠邻里的款项。有了手机后，我和上海陈老师联系多了。或许自我认定，亦或形势所成，在派出所工作的两年里，我肩负派出所内勤、外勤、户籍民警和食堂伙食管理于一身，还要协助聘用的一个地方老师傅一起管理几亩菜园和果园。执法办案、文字材料、户证办理、大家如何吃饭、如何种地种菜，这些事情揉在了一起，逼得人不得不学习，不得不自加压力。不是说派出所的事我都自己干了，其他同事不干活了，都在干，而自己肩负的事项更多更杂，比如案件，即便是其他同事办的案子，由于人手不够，自己也要参与调查处理，即使是别的同事全程办理的，由于自己是法律专业毕业的，最后处理前所领导也让我把下关。

　　有时候自己累的实在挺不住了，有怨气了，有委屈了，就给上海的陈老师打电话，说自己不想干了，快坚持不住了。陈老师就给我讲他办案中经历的困难和挫折，鼓励我要战胜自己，如果实在不行了，到最后一步了，就来上海。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希望有个地方说说心里话，尤其是自己信任的长辈。说完了，累了一天，躺到床上睡一觉，第二天就恢复元气了，依然精神抖擞，年轻就是好。说到睡觉，发现睡眠与环境很重要，记得刚到派出所大家五六个人睡一个房子，还很不适应，呼噜生、磨牙声、值班换哨和半夜出警、归队等等，让我很难入睡，睡眠质量很差，第二天往往要靠午睡补回来，后来慢慢有所适应。现在回想起来，睡眠问题可能是影响自己体重毕业后几年内没有增加的重要原因。

　　等后来回过头去看看在派出所工作的这两年，使我一生受益，因为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能够熟悉那么多业务，在每一个方面都得到了锻炼，机会非常难得，如果没有当时客观压力，自己很难把握住这段最年轻的美好时光。即使在种地种菜、管理大棚和果园方面，自己虽然是个边干农活边读书长大的农村孩子，但当时都是大人领着，自己干些与年龄相适应的小活，在派出所就不一样了，因为自己是“司务长”，加上聘用的老师傅不经常在，农业管理这一块自己当然要负起责任，否则要被大家笑话了，所以，自己边干边向老师傅请教，边向老家的父母请教，经过亲自实践，掌握了很多农业知识。有时候想，自己如果参加《荒野求生》栏目，或许名次不会差，这是玩笑话。

　　难忘的艰苦岁月

　　在派出所的时间虽然是短暂的，但记忆是深刻的，甚至是永恒的。在伊犁河口夏天冒着40度高温、冬天零下30度低温蹲守盗猎者的场面记忆犹新;在边境线夏天高温为了抵防成群的蚊子依然穿着厚衣服、湿透衣背的巡逻场面记忆犹新;在沙漠里、在高温下埋伏抓捕盗采野生珍稀植物的场面记忆犹新;把派出所丰产的瓜果和蔬菜免费给驻地群众分享的场面记忆犹新;因所领导一句玩笑(好像说全部种活就给立三等功)主动请命在派出所后院的沙地种植几十颗白杨、倾心呵护并全部成活的经历记忆犹新;哈萨克斯坦境内深夜着火全团场骨干到边境一线严防火势入我境的经历记忆犹新;深夜出警回来后第一时间通过电视目睹9.11恐怖袭击的画面记忆犹新;到团场中学为孩子们经常普法上课并倾力帮教一对有盗窃不良行为的兄弟的经历记忆犹新;夜间随队处置一起命案的场面记忆犹新等等。

　　有必要补足一下，在经常刮大风的沙地里种树非常不容易，自己边干边摸索，那种自然环境下，比较适合种植的是杨树，杨树苗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太小抗不住烈日和大风，太大也抗不住烈日和大风，自己请教团场连队里有经验的种植能手，由其帮助选了上好的树苗。种上后，前两个月一天至少要早晚浇两次水，实在是太旱了，加之沙地漏水，还有大风。刚开始是用水桶提水浇树，那个累呀，手磨了不少泡，实在忙不过来时，同事也过来帮忙，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两个月的精心呵护，树苗长得非常好非常快，不过喝水也比较厉害。面对困难就要想办法，当在外面巡逻看到团场草坪剪修的草段准备被拉走倒掉时，自己就请工人师傅帮运到所内，我把它们撒到杨树苗根部和葡萄架下，尽量少裸露地表，这样可以减少水分蒸发。

　　为解决浇水问题，借助所内的机井，请人安装了足够长的皮管线，一直延伸到杨树地下，这样不用辛苦地一桶一桶提水了。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经过辛勤的劳动，几十棵杨树全部成活，并成为后院一道靓丽的风景，既绿了我们的双眼，也一定程度上阻挡了风沙。我与树的故事，在派出所内外成为美谈。正是因为倾注了感情，后来我虽然离开了那个派出所，但一有机会，自己就争取去那个派出所看看，看看还在的兄弟，看看几十棵杨树，即使到了北京多年无法回去，兄弟们和这些树也会经常进入我的梦境。

　　更让人难忘的是，在派出所高强度的工作环境下，自己通过了国家首届司法资格考试。

　　这段经历自己觉得都有些传奇。工作后的第一年内(从2000年下半年报到算起吧)，2001年，律师资格考试停考一年，2002年才改为国家司法考试。也就是在这一年，我报名参加考试。报名后，由于工作太忙，加之国家司法考试考务工作中间发生了重大调整，在很长一段时间自己没有决心和精力去复习，直到2012年1月份正式报名开始，考试时间是3月底，中间才两个月时间。说实话，当时所内任务很重，刚开始自己对考试复习时间没有必胜信心，想考考试一试怎样，当时除买了一本较全的法律法规汇编外，自己没有买其他考试专用书籍，但学校期间的主要法律书籍都带到单位了也一直翻翻看看，还从一位朋友借了三四本自己感觉有弱项的考试专用书籍，其中包括国际法方面和民商法方面的。在正式报名后一个多月，白天工作任务满满的，几乎没有时间看书，只能凑中午和晚上看书，背法条，可能精力投入不够的缘故，复习效果自己也没有底。

　　就这样一个月多过去了，还剩一个月多点。这个压力点和激发点来了。一次是晚上在办公室复习到深夜两点时，被所领导查夜发现了，训了一顿，让抓紧休息，说不能影响第二天工作;另一次是在一个联欢晚会上，外单位一名不怎么熟悉的领导喝多了，不知怎么扯到我参加司法考试的事情了，当着众人的面，对我一阵嘲讽，使我的自尊受到很大伤害，并暗自发誓，这次国家司法考试一定考过，自证能力。两次事件前后不到一周，离国家司法考试开考时间不到一个月。巨大的自加压力带来了巨大的动力，在那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学习的劲头简直可以用疯狂来代替，正常工作不误，学习效率呈几何级上升，以前记不住的法律条款和概念以及法律关系，很快就记住了。

　　或许因这种疯狂的劲头，整个单位甚至系统内更远的地方都知道我在准备参加当年的国家司法考试，因为有分到其他地州的同学打来了电话。导致压力更大了，如果考试不过，就有些对不住大家了。直到请假后走了好远的路，赶到伊犁州首府伊宁市考完卷一，自信回来了，感觉只要自己身体能够坚持住，这次考试应该可以通过。或许自己太紧张太疲惫了，晚上睡眠还可以，但饮食出了问题，考试第二天早上什么也不想吃，但肚子饿的咕咕响，心想这下坏了，不行，得抓紧想办法，新疆三月早晨七八点钟依然是天黑黑的、冷冷的，还好，宾馆内部小买部还有牛奶买，于是就买了几盒伊犁本地牛奶，自己带的一袋面包派上用场了。那时的宾馆还没有自动饮水机，我就让宾馆服务员帮着热了两袋牛奶，帮找了个碗，把面包泡到牛奶里弄成糊糊状，勉强喝了半碗，实在喝不下去了，就赶紧去参加卷三考试，中午吃饭时连糊糊也喝不下，只喝了一袋牛奶就去考试了，准确讲那天下午考试的感觉是一边与试题斗争，一边与饥饿的肚肚斗争。

　　终于四份卷子考完了，自己的心也落地了，凭感觉，如果不出意外，通过应该没问题。考完后直到正式成绩出来，自己竟然非常平静，自己也无法准确解释那段状态。两个月后，考试成绩出来了，还是A证成绩，我不记得是自己电话查询的，还是司法局蔡科长电话通知的，但知道成绩那一刻，自己泪流满面，跑到派出所旁边的果园下一个人待了很久，所里的警犬阿黄老朋友似地跑到我身边才调整回情绪，该给阿黄弄吃的了。我把通过司法考试的消息第一时间向上海陈老师报告，他在电话那边也非常激动，不停地说着：不错，不错，老师看人看得准。好好干，多锻炼自己，老师这个所随时等着你。奇怪的是，当时我没有向陈老师表示去上海做律师的意愿，或许，已深深热爱上新疆这份工作，也是恩师希望自己多锻炼的地方。我考试通过的消息很快在系统内传开了，一些认识的领导和同事纷纷祝贺，他们说我是那年新疆本系统内第一个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但我不敢确信，也不想去求证。

　　司法考试通过后不久，加上参加全疆系统内业务知识竞赛所在局获得集体第一名，作为主辩手的我个人取得第二名，荣立了个人三等功。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我很快被上调到局机关法律对口业务科室工作，可以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了。

　　到局机关工作不久，出于对队伍的感情，出于对马局长的敬仰，趁一次签文件的机会，到了马局长办公室，我鼓足勇气说：局长，这两天您方便吗?我想请您吃顿饭，表示我个人的心意。记得怕领导尤其怕同事误会我是拍马溜须，当时还专门报告强调没有什么别的目的，就是想感谢。马局长非常爽快的答应了，并且说他来请，一是欢迎调入机关，二是祝贺我通过司法考试。记得那天吃饭是在一个非常普通的餐馆，有马局长夫妇和我以及另外一名一起入伍后在局机关工作的同学，还有一两个人，时间久了不记得了，总共5-6个人。那天吃饭，氛围非常好，我向马局长汇报了入警以来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中间谈到了我和上海陈老师之间的情况，并又一次提起入伍后马局长请我们新入警人员吃饭的事情，等等。席间，马局长对我顺利通过国家司法考试表示祝贺，并鼓励好好干，会大有作为的。也就是在这次吃饭时，有点意外地，马局长开明地说：小赵，我看你的性格适合做律师，体制内可能有点限制你，如果你什么时候想离开，我个人是支持你的。

　　多年后，这种鼓励和信任成为我干好所在岗位工作的动力之一。吃完饭，等我去结账的时候，服务员说嫂子已经付过了，让我很是过意不去。那次吃完饭后，我把和领导交流情况及时报告给上海的陈老师，陈老师也很欣慰地说：小赵，你遇到一名好领导，在岗一天，就要全心全意干好工作，要对得起组织和领导。老师祝福你。

　　调整状态  重新出发

　　由于工作干的较出色，在局机关工作两年后，我有幸又被上调一级在法制部门工作。也就是在乌鲁木齐工作的五年里，在领导的鼓励和支持下，我提议并完成了一部全疆地方性法规的立项、起草和协助调研直至顺利通过，作为单位内主要撰稿人完成了一个部级研究课题并获优秀成果奖，在区司法厅领导的关心下，在本系统内率先自上而下建立了法律援助机构，自己也在08年取得了公职律师资格，并完成了硕士课程顺利毕业，也结婚生子，工作学习生活取得了多丰收。

　　在乌鲁木齐工作期间，马局长也被上调，再次成为我的上级。工作期间，也不全是一帆风顺，也遭受过重大挫折。这也是多年后，马局长与我在上海每次见面后所表达歉疚的。人生的机缘就是这样不可琢磨而且美好。我和马局长的儿子是在西安认识的，那时他读博士，我读硕士，小马兄弟是个非常优秀的青年，也很争气，考学、工作全靠自己努力，而且英语非常好，为人非常好。他毕业后去了上海一家政法机关并很快成为骨干力量，深得单位领导器重。退休后马局长就到上海与儿子一家一起生活。

　　上面提到的这次重大挫折，是因为一起案件引起的，法律人的强直表达有时候无法周全政治的圆满，虽然多年后该案还是按照自己当初的建议解决的，但毕竟是多年后。每每提起这段故事，马局长就说：“小赵，我当时对你保护不够，这也是我多年来自责的。同时，通过那件事，尤其是看到你能够坚强地走到今天，本质没有变，奋斗不止，我很欣慰，我当初没有看错人，我为你感到骄傲。”这段故事，自己曾经历过艰难的心路历程，从自己为之倾心奉献的位置一下子被“发配”到原点，知道故事内容的领导和同事都在私下为我鸣不平，不知道的自然少不了风言风语，从一个在系统内大会上被一把手公开点名表扬的优秀典型于无声处被“冷处理”，是个很好话题，虽然不是人人想刻意这么做。从领导找我谈话，到我离开机关，不到五天时间。

　　2009年4月中旬，记得离开乌鲁木齐市的前两天，刚好是自己生日，妻子含着泪水做了好几样菜，我叫了平时玩得最好的一名同事，但那天自己只喝了点啤酒，一想到自己下去不知道何时才能回来，偌大一个城市，她一个还在学校读书的女人不容易，就希望多帮她干些家务活，多帮她梳理一下可能遇到的困难以及预制一些方案，并嘱托同事平时多帮助。给我至今记忆深刻的是，临行前的早晨，好好的天气突然乌云密布，紧接着就是狂风大作，伴着雨滴和沙砾，打得窗户玻璃啪啪作响，我还担心下午的车走不了，结果一小时后天气变得格外晴朗，空气十分清新。或许，这是一种“天启”。

　　09年被“发配”到基层的前半年里，是最令人难受的，大家一看平时在系统上面干的风生水起的人突然下来，虽然不问不说什么，但一种氛围，或者自己想象的氛围，还是要靠自己去努力适应的。非常感谢所在单位领导和同事的帮助和包容，尤其李局长和科队的邓科长，他们给了我很多鼓励，知道我有个心理和状态调适过程，所以刚到时并没有给我布置很重的任务。说实话，从当初下来时领导找我谈话，我就在开始考虑走与留的问题，即是在体制内继续干下去，还是到体制外、到上海去找陈老师发展，也一直想知道自己被这样安排究竟是组织集体决定还是某个人的主意——到现在也不可知，也不想知了。

　　经过几个月的反思和调整，自己决心要继续干下去，给自己一个证明。很快地，自己状态调整好了，给领导也如实汇报了思想情况，取得了领导的进一步信任，可以放开手脚大胆工作了，也因此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这段艰难的心路历程，我没有第一时间跟陈老师汇报，直到后来通过公开遴选进到部委工作，2011年在上海和陈老师见面，我才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他，他眼睛湿润了，说：“明儿，你受委屈了，也更成熟了，这十年的艰苦锻炼是你一辈子的宝贵财富……”那是毕业11年后第一次见面。陈老师明显老了，也瘦了许多，后来我才知道，11年他身体已经生病，但怕我担心没有告诉我。如果知道他身体不好，我是断然不会把自己的那段经历告诉他、刺激他老人家的。也就是这次见面，我从以前叫恩师改口叫爸爸，师娘改口叫妈妈。没有他老人家的鼓舞和激励，我一些事情很难坚持下来，也很难走到今天。记得那次见面，他老人家非常高兴，一家人还专门选在上海一家高档饭店用的餐。

　　在新疆工作的十年，我把自己的最青春的一段时光献给了祖国边疆，献给了辖区的人民群众，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艰苦的岁月把自己从一个纯理想的青年锻炼成了一个能够换位思考、整体思考的相对成熟的青年，整体是充实的，也是值得的，至今无悔。回忆自己的成长过程，尤其是思想演变，有时候我经常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就整体而言，不考虑个案例外，人的身心全面成熟，年龄关是绕不过去的，三十而立是有科学道理的。

　　对家人的歉疚

　　虽无悔，但也有歉疚，深深的歉疚，在疆工作十年，中间只回去一趟到山东看望父母，实在不孝，但父母的不容易时刻牵挂在我的心头;在爷爷报病危那年，正赶上执行重大任务，自己没好意思给组织请假，没能见上最爱的爷爷一面，这也是自己永远无法原谅自己的地方，也是自己永远的痛。到现在我还常自责：如果当时鼓起勇气请假了，领导也许会准假的，这样也不至于他老人家临走前一直念叨着我的名字。

　　2012年我回山东给爷爷上坟，跪在爷爷坟前很久很久，为自己的不孝忏悔，乞求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能够原谅他最爱的孙子。二叔说，爷爷在临走前时而清醒时而昏迷的间隙，一直轻轻喊着我的名字，问，明回来没有，门口站的是明吗?我爸就让二叔冒充我，说是明，明回来了，回来看您了。然后爷爷就抓着二叔的手死死不放，叔叔讲到此处，我已泣不成声。

　　我小时候是爷爷带的多，很多时候是跟着爷爷睡，常听爷爷讲水浒英雄的故事，讲包公的故事，讲自家祖上几十亩果园的故事，讲曾祖父一辈组织邻里手持几杆土枪抗击土匪的故事……自己常常在爷爷讲的故事里睡着。爷爷一直眼睛不太好，后来我到新疆工作后，还专门给家里寄了钱给爷爷看病，但医生说这个病不好看，加之年龄太大，不宜做手术。

　　记得在去新疆工作临行前，爷爷从他的箱子里拿出几十块钱，递给我，说：明，这些钱不多，爷爷的心意，你拿着路上买些吃的，听说那边冷，你从小又怕冷，记住要多穿衣服呀。爷爷的钱我收了，毕竟这是他老人家的心意，不要他会生气的。我给爷爷送了一个小钱包，里面有1000元的整钱和一些零钱，这些钱是我在校期间勤工俭学收入的一部分。留给爷爷平时买些喜欢吃的零食。

　　依依不舍离开时，我还跟爷爷说：爷爷，等我工作好了，有出息了，带着您老人家去北京天安门，去其他好多地方。然而，爷爷没有等到这一天，准确地说是自己的不孝使得爷爷没有等到这一天。

　　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历一些世事后，我才真正觉悟，尽孝不能等的，工作是干不完的，忠孝是可以兼顾的，不要等到至亲不方便行动、不能动、不在人世的时候再去后悔，都那时，一切都晚了。来京工作后，我就有意识地和在山东的父母多见面，带他们去各地转转，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多么希望爷爷也健在啊。尽管爷爷去世六年多了，但他一直没有走远，经常在我的梦里出现，依然那么真实那么慈祥。

　　送 别 恩 师

　　也就是2012年，上海的爸爸，陈明皓恩师因病逝世。永远离开了他挚爱的法律事业、永远离开了他放心不下的妈妈、孩子和他的亲朋。

　　2012年，我刚好在上海培训，专门几次去医院看望了陈明皓爸爸，他那时的身体非常虚弱、非常瘦，但依然乐观和坚强，我陪着他说说话，聊聊天，聊聊我在新疆工作遇到的人和事以及一些风景，聊聊他老人家的经历等等，直到我培训结束准备回京前再去看他，那天，妈妈和弟弟出去办事情，老人噙着泪水说：小明，爸爸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这个病是很难治好的，老爸心里有数，可能哪一天就不行了。老爸最担心的就是你妈妈和弟弟，你妈妈以前多少我在陪着，家里里里外外主要我在支撑着，怕我走了后她一个人承受不了这个打击，还有你弟弟，他在国外留学多年，刚回来，很多情况要重新适应，律师事务所还有很多业务等着处理。爸爸希望你答应我一件事情可以吗?我赶紧安慰他老人家：爸爸，你的身体没有事的，坚持用药，等明年天气暖和一点就会好起来的，我们相信老爸最棒。有什么事情您尽管吩咐。老爸忍着身体的疼痛笑了笑，接着说：明儿是个好孩子，老爸一直坚信自己没有看错人。你在体制内好好干下去，朝着自己的理想去努力，所内我已安排其他律师先负责，就是希望如果我不在以后，希望你像亲妈妈、亲弟弟一样对待他们，这样我就死也瞑目了。

　　我紧紧拉着老人家的手，双膝跪在地上，又被他老人家硬拉了起来，我怕他老人家再用力伤身，就单膝跪着说：爸爸，您放心，有我在，我发誓，我会用余生像亲妈妈、亲弟弟一样对待他们，我的心苍天可见。也希望您坚持，您的身体一定会没事的。老人家说：快起来，快起来，别人家看了要笑话的，有你这份孝心爸爸就放心了。后来听妈妈说，陈明皓爸爸生病那段时间，由于病情反应很强烈，他平时不怎么说话，而他那天给我讲了两个多小时的话，是忍受了多么大的躯体不适，我不禁有些自责，自责自己考虑不周。

　　回到北京，为了表示自己的心意，为了让老爸补补身子，我委托在新疆的同事帮着买了一只上等的整羊，为保鲜现杀了加冰块托朋友第一时间通过航空从新疆运往上海。这个过程还有个小插曲，新疆那边我有认识的朋友，听说我的故事，亲自让机长安排运送，可到了上海，由于要按时飞下一班航班，机组是不能离开飞机的。机上的羊肉必须有人第一时间接应来取，否则时间一长味道易变。而我对上海机场的人不熟悉，妈妈和弟弟也不熟悉，那怎么办?于是我就委托上海警方的兄弟帮忙，于是认识了周警官，周姐，并且我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现在。她那天刚好值班，工作之便就帮忙取了送到弟弟车上。后来我才知道，老爸其实平时不怎么喜欢吃羊肉的，还好，新疆的羊肉没有多少膻味。但一整只羊确实分量太大了，听老妈说，家里留了一部分，其他都分给朋友了，老爸少有开心地打电话给朋友们说，这羊肉是以前在新疆工作，现在国家部委工作的儿子专门从新疆寄过来的，大家尝尝。

　　回到北京不几个月，就从上海传来老爸病逝的噩耗，那是我最不愿意相信的事实，多么希望他老人家多活几十年，他才六十多点呀。我在去上海前逐级请假时，给自己的领导许处长讲了我和陈明皓爸爸的故事，他动情地说：小赵，你是个重情义的人，我支持你。这是我个人的心意，你带上，代我向上海的妈妈和家人问好。说着塞给我一个装有2000元慰问金的信封，我表示了感谢并拒绝不要，许处长批评了我。鉴于领导的这份情谊，最后我收下并转给了上海的妈妈。

　　在上海处理丧事期间，在追悼会上，在安葬仪式上，我再次见证了老爸的大美人格，很多朋友，包括以前案件当事人，纷纷从外地、从国外赶回来，听着这些叔叔阿姨们对老爸为人处事的赞誉，对他们夫妇和谐相处几十年从未红过脸的赞誉，我们这些晚辈们学习了很多很多。我在老爸灵柩前重重地磕了几个头，在入殓前重重磕了几个头，在墓碑前重重磕了几个头。希望老爸在天之灵能够得到安息。对于一个从高中起就开始在外独立的人，尤其是工作后面对复杂的工作和社会，如果没有老爸的鼓励和教诲，自己恐怕不会走到今天，或许中间还会犯很多错误。

　　也正是在老爸身上，我看到了一个法律人的坚守，为正义的坚守。在老爸生前，他经常给我们讲的一个案子，也是他其中一个最放心不下的涉外案件，但由于诸多原因，我始终没有完全理解整个案情。该案从1998年开始，几经反复，到他去世前还因为不该有的因素没有结案，直到去年最高人民法院才最终裁定案件彻底胜诉。等结案后弟弟拿给我看该案前前后后多份判决、裁定的时候，整整18年呀，我的心情无比复杂、无比沉重，值得欣慰的是，老爸在天堂可以宽心了。

　　陈明皓爸爸去世后，我一有机会就到上海看老妈和弟弟，也请他们到北京转转，并约定，在今年天气合适时，一起去大美新疆看看，到我奋斗了十年的地方看看，那里现在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圆老爸一个梦，我在新疆工作时，他经常说有时间一定带妈妈和弟弟到新疆转转，可由于工作太忙，直到他老人家病逝，愿望一直没有实现。

　　陈明皓爸爸在世的时候，我给他老人家又一次当面详细汇报了我的奋斗想法，并将自己的奋斗信条概括为八个字：忠诚、勇敢、专业、担当。当时老爸没有说太多的话，只是说：老爸尊重你，支持你，但首先要把身体搞好，希望你、妈妈、弟弟都开开心心的。

　　随着老爸的远去，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阅历的增长，我和弟弟越来越理解老爸上面表达所包涵的深意，那是老人对子女最基本又是最真挚的祝福。

　　我和弟弟脚下的路还有很远很远，而我每次到上海，弟弟每次到北京，除了既有老的好朋友，都又会有很多新的好朋友，妈妈身体也非常健康。

　　每次来上海，从准备出发开始，都有一种暖暖的情感。因为，上海是一个于我有恩情的城市。

　　止笔前，总感觉自己需要感谢人的很多很多，感觉很多话还没有说完，考虑到文章可能被发表，除了陈明皓爸爸一家，还是要再次感谢在求学路上给我和我们那个曾经贫困家庭不同帮助的亲邻和老师、同学;再次感谢工作后无论是正向鼓励，还是负向刺激，给我动力和压力的领导、同事和朋友;再次感谢当年在我逆境时给我特别帮助的维吾尔族好兄弟阿布都拉和小许兄弟，我的老科长邓科长;再次感谢给我极大信任并让我放开手脚干工作的梁处长、郭处长和许处长等领导，尤其是法律战线上的郭处长，没有他的鼓励和支持，我难有一些法律上的建树，也再次感谢他让我2007年来京工作而我却辜负了他的好意;再次为自己过直的性格在语言和行为上对领导、同事和朋友可能造成的伤害表示深深的歉意。

　　古人云：四十不惑，临近这个年龄，自己却觉得异常清晰和清醒，但也更加任重道远。惟有更扎实的努力和奋斗，才能不负使命，不落笑柄。

　　最后，由于自己的性格特点和文字表达习惯，加之记忆上的不精确，文中如果对某些人和事出现错构，以至于有所伤害，这不是我的本意，还敬请谅解，希望大家都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