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作明，男，系西北政法大学“服务西北地区稳定发展与国家安全”的法学专业反恐方向2016级博士研究生，交流信箱：zzmshandong@126.com)

　　10月1日晚，拉斯维加斯，64岁的“凶手”斯蒂芬·帕多克砸破酒店客房窗户，居高临下扫射露天乡村音乐节观众，造成至少59人死亡、500多人受伤。这是美国历史上死伤人数最多的枪击案，也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1月入主白宫后，遭遇的第一起特大枪击案、第一起特大恶性案件。

　　枪击案发生后，IS在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宣称对发生在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音乐节上的枪击案负责。IS称，制造枪击案的凶手数月前皈依了伊斯兰教。英国《独立报》称，IS将枪手称为“一名伊斯兰国战士”。不过美国高官随后发声否认称，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枪手与IS有关系，FBI也表示嫌犯与恐怖组织无关。笔者认为，这里不排除IS为造势、吸引眼球选择“冒领”的可能，美国政府的表态应该是在一定“底气”之后做出的，鉴于危急情势，案发后，美国方面会通过多种手段(包括大数据支撑下的大情报系统)第一时间甄别、初步定性，才敢表态。这里还有两个因素，一个：枪手是美国人，是白种人;另一个：涉及多次射击，枪支可能不止一支。但是，有一点不能排除，即使斯蒂芬·帕多克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恐怖分子，与IS没有直接关联，但在互联网时代，其举动很可能受IS恐怖思想和手段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与IS可能也有关联。期待着美国警方有进一步的证据展示，最终定性。

　　拉斯维加斯枪击案，在国内报道中被描述为或转译为枪手斯蒂芬·帕多克并非“社会边缘人”。笔者认为，这个定性是不严谨的，可能是错误的，甚至恰恰相反。违法犯罪人员，极少不属于“社会边缘人”的，尤其是恶性案件。对于“社会边缘人”的研究应当是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重要部分，然而现实却并不理想。至今没有权威机构对该总概念精准定义，内涵外延更不明了。传统思维多集中甚至偏颇于“社会边缘人”经济条件和政治社会地位的“低位”考虑，而大大忽视了从心智和言行偏离“社会正常尺度”去考虑的重要性，造成了理论和实践的尴尬被动。

　　什么叫“社会边缘人”，区分意义在于什么，它与“边缘性人格障碍”又有什么联系，这些问题，值得去研究。

       首先，社会边缘人应当是个中性概念，不带有褒贬之意。广义上，那些融入社会(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困难、需要重点帮助的人或人群都是社会边缘人。狭义上，社会边缘人，就是那些由于特定原因融入社会(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困难、急需帮助救助，否则易构成自身、家庭和社会伤害的人或人群。把这部分人或人群从社会中无歧视地区分、识别出来，目的在于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提高其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和谐，而不是简单标签化，更不是隔离。我们也承认，这种区分或识别是有困难的，甚至是有一定风险的。比如，区分之前要确定一个非边缘的“社会基准”，如何把这个基准定好，就要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军事等多个角度综合考虑，还要考虑文明的多元性，并充分考虑那些与社会格局有出入却在以突出贡献服务、引导社会的“精英们”。

       其次，社会边缘人应当有多个类别、多个层级和多个对应。即社会边缘人如何明了地被识别、被对应地去服务和管理。分多个类别，主要从行(职)业、地域、性别、族群和习俗等要素考虑;分多个层级，主要从服务管理的难度去考虑，不宜按“危险系数”分层，那样极易导致歧视性待遇;多个对应，主要是考虑到现有国家职能部门及其权限划分，为了防止遗漏、疏忽和过度交叉打架，每个类别、每个层级的“社会边缘人”都应当充分对应衔接好有关职能部门或行业协会，同时，每个类别、每个层级之间不能“打架”。在多个层级里，应当包含“边缘性人格障碍”群体，后者属于心理学意义上的，是一种复杂又严重的精神障碍，如果甄别发现不及时、服务治疗不及时、保护性约束不及时，极易伤害自身、他人和社会。

       第三，社会边缘人应当是个动态概念，置于权威委员会或有关部门的经常性评定之下。鉴于“社会边缘人”的特定概念，以及不能过分乐观估计的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笔者更倾向于两种概念并行：一是社会意义上的，流行于社会的、公民自我诊断式概念;二是内部意义上的，限定于政府服务管理上的、适度公开的概念。就内部意义的概念而言，针对每一个“社会边缘人”，对其定义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在类别、层级等方面适时调整，直至其境况好转、回归社会。这种动态的服务管理应当置身在一个权威委员会或有关部门的动态评定下，以防止权力的不作为和乱作为。

       此外，无论是识别还是评估，都要充分考虑“显性社会边缘人”和“隐性社会边缘人”客观存在的区别、识别的困难以及识别的重要性，特别是隐性社会边缘人，不在样本解剖、常模建立上功夫，不在日常管理中建立直接对应、第一时间感应，不注重高科技应用下各级尤其是基层、一线的创新，就很难服务管理好，其带来的“意外”、“震惊”就不足为怪。

　　笔者一直认为，概念冲突是社会变革的动因，基本概念冲突是社会变革的基本动因。虽然“社会边缘人”概念的创制会有许多困难，但社会治理和服务的精细化、精准化，要求我们必须尽早从理论层面进行设计，并积极付诸实践去探索完善。经梳理现有“综治”研究，总有一种分散和割裂感，尤其想找几个“总概念”或“核心概念”，还是比较困难的，笔者无意否定我们的巨大成绩，但应当继续鼓励在哲学社会领域研究创新。希望基于“社会边缘人”这一概念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带来一股清新之风，能带来“春天”更好。而且，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和理念为相关研究、识别提供了极大便利，可谓乘了东风。

　　回到美国拉斯维加斯这个案件上，“凶手”斯蒂芬·帕多克的家庭教育状况、儿时的经历、成年后的工作婚姻状况和个人遇到的重大负性事件，以及特定社会事件、制度漏洞(比如枪支管理的)等等，对于认定其是否为“社会边缘人”都有帮助，而不是仅仅看其财务状况，财务状况的富足不能取代精神寄附之地，反而可能成为助推走向边缘甚至堕落的“动力”。从目前媒体报道的信息看，斯蒂芬·帕多克来自一个破碎家庭，兄弟姐妹共4人，他排行老大，嗜赌，两次离婚且没有孩子，案发前的同居女友曾是赌场酒店工作人员。斯蒂芬·帕多克的父亲本杰明曾因连环抢劫60年代被判20年监禁，曾于1968年越狱，登上联邦调查局“十大通缉犯”名单。后本杰明被捕，被诊断有“精神病”和“自杀倾向”， 缴纳10万美元罚款后被法庭释放，之后，本杰明回到德州，并在那里一直居住到去世。斯蒂芬·帕多克的母亲还在世，今年90岁，表面信息看，他隔三差五会给母亲寄上几盒小糕点，很关心自己的母亲。从上述信息看，斯蒂芬·帕多克不同于一般人，其遇到障碍的可能性大大高于常人，任何一个环节受挫，不排除会引发连锁反应。但这一切不能成为其开脱的理由，他必将会为自己的罪行受到严厉的惩罚。

　　正如“9·11”事件(独立调查)委员会认识到的：……失败和受压制的社会状态，对生活的绝望和教育的缺失等都是恐怖主义的诱导因素。其意在强调恐怖主义成因的复杂性，意在提醒相关研究的综合性、关联性，防止视野狭窄误研误判。同样道理，研究“社会边缘人”的重要意义，在于研究把人推向社会边缘的若干构成因素都是什么以及其如何作用的(尤其是如何相互作用)，掌握其运行机制机理，找到好的解决办法，消减不利因素，斩断“推手”或“脐带”，让人经过自我和他力的调适，重新回归正常的社会轨道。

　　假日期间有所思而成本文，囿于学识、经验和视野等，文中肯定有不足甚至错误，敬请诸位批评指正，并希望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