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青年报》近日报道，河北衡水、河南荥阳、山东淄博等地方政府负责人因大气治理不力被环保部约谈。启动此轮约谈的原因，是这些地方在环保部正在进行的京津冀“2+26”个城市大气治理强化专项督查中,被发现对存在的污染问题整改不力。

　　环保部约谈地方政府负责人，曾被社会各界十分看好。环保部约谈治污不力的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一方面体现了来自国家层面的关注和重视，另一方面，环保约谈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开，让治污不力的地方和被约谈对象，接受社会公众的关注、议论和监督，都带给地方政府特别是被约谈对象实实在在的压力，推动地方政府知耻而后勇，化压力为动力，采取有效措施破解治污不力的难题和阻力。

　　但约谈不同于问责，没有强制性的约束力和丢官受罚的威慑力。约谈的常态化，也会带来“副作用”——被约谈的城市多了，新闻关注度就低了，被约谈的地方政府负责人也会“习以为常”了。也就是说，约谈发生效力的机制弱化了。如果约谈制度没有问责机制提供“后援”，难免会从“利剑”变为“纸刀”。

　　从报道中，可以看出，被约谈的地方政府，都有明显的“违规”。环保部主导的大气治理强化专项督查，本就是力度很大，要求很严，依然还有企业在顶风作案,有政府部门弄虚作假。在督查中,衡水市有42家问题企业被环保部直接督办,但几个月过去,仍然有34家企业未完成整改。在淄博，6月19日至24日,环保部巡查发现,前期督办的175个问题,未解决的还有32个。荥阳市因整改慢被约谈。在环保部要求当地整改的名单中，整改的企业仅有一半。

　　地方治污不力，原因很复杂。空气污染治理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取得成效的，需要久久为功。对于欠债多的地方政府，阻力大，困难多，都很正常。铁腕治污，政府和企业都要投入很大的物力、财力和精力。对于经济不够发达、产业结构不够合理的一些地方政府来说，铁腕治污还有可能会使经济出现下滑，政绩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环保约谈仍然只是“软督促”，就不容易突破地方政府在治污行动中“慢作为”“不作为”的惰性。

　　环保部虽然是隶属国务院的中央部门，但并不具有问责地方政府的职能。因此，要让环保约谈与问责联动起来，就需要做好顶层的制度设计。比如，在约谈时，就要把被约谈地方政府的上级监察部门吸纳进来，使环保约谈成为监察部门跟踪监督的起点。约谈后，环保部在对地方政府整改行为跟踪监督的同时，监察部门也应同时对地方政府整改成效进行跟踪评查，如果再出现未能按期完成整改甚至弄虚作假的情形，就应该果断问责，让不作为、慢作为者下课换岗，让弄虚作假者承担法律责任。